web qq（web qq 登陆）
体制机制建设有待加强，等等。
人工智能的信任机制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往往是具体场景化的，例如在人工智能决策领域，理性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的透明、可理解以及决策可问责等，大概都具有增进信任的功效。施瓦布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践时，呼吁要确保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人类主导、以人文本。
我们为之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特别是在近前以来越来越感受科技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于社会公平和安定的不断冲击。已经有不少人工智能社会学家对之做出了严肃的关注和研究，并且做出了许多中肯的揭示或预测。另一方面，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科技具有前所未有的强社会面相， 它的巨大颠覆潜力和认知能力等特性，使得其应用面临着复杂而迫切的社会规范要求，特别是引发了对人的价值性的关切，因此应该向技术—社会+经济新范式转变，以经济性、社会性的双重架构以及相应的四项原则等，来推进对人工智能的合理规范。这是早期科技立法的微弱社会性的一些体现。海德格尔就此描述说：人都将比以往更紧密被技术力量包围。
人工智能一般法，通常包括人工智能一般市场规范、一般风险规范以及一般政策规范的内容。这些价值之间存在平衡关系，发生冲突时，社会价值应该具有优先适用性。如上所述，无论从比较法上看，还是由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的立法状况看，监护监督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
受司法监督的法定管理也就是应当受到监护法官监督的亲权行使行为。《反家庭暴力法》（2016年）要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 （12条）。《德国民法典》对需要经家庭法院批准或许可的照顾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第1810以下诸条）。（三）现行监护制度的残缺不全尤其苛求监护监督 由比较法可知，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在如下方面存在明显的规则缺漏，这些规则缺漏会不同程度地削弱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主动性、积极性。
这会严重消减被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的主动性、积极性。《日本民法典》仅在监护制度中对监护监督人作了专门规定（第848—852条）。
[15] 鉴于监护监督在监护规范结构上的必要性，有学者在《民法总则》颁行后建议在婚姻家庭法领域规定监护监督制度，并为此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因此，有学者在《民法总则》制定期间建议增补监护监督制度[14]，但《民法总则》最终未予采纳。义务的担负应借助于代替宣誓的握手为之。就监护人或者其代表的人与被监护人间的利益相反行为，代表被监护人。
[24]参见[德]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62页。该条对于法院干预规定了两个条件：一是子女在身体、精神或心灵上的最佳利益受到危害。其他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时，监护职责履行的适当性更值得关注。[5]《德国民法典》为此在个人监护之外还承认社团监护与官方监护。
第二，监护执行过程（监护职责的履行）的日常督导。监护法官得于任何时候，或者依职权，或者应血亲或姻亲的请求，或者应检察机关的要求，除紧急情况外，在听取法定管理人的意见或传唤法定管理人后，启动监护。
从制度建构上讲，它至少涉及三方面问题：第一，监护人的产生、变更或终止，即是说，必须确保监护职责始终由具有监护意愿、能力、条件的个人或组织担当。学校、医院、村 （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二人以上同为监护人时，也难逃此法则。[18]罗马古时人们聚族而居，宗族关系极为密切。该第1790条实则通过监护人与家庭法院之间的附解任监护职责条件的特约，为监护人提供了辞职的机会。而其他个人或组织，即使存在血缘或姻缘纽带，也大多缺乏担当监护职责的积极性，相互推诿则在所难免。如监护人是未成年人的父系或母系的一名成员，监护监督人应尽量从另一系的人员中挑选。应当注意的是，家庭法院对监护的监督，并非仅限于对监护人照顾行为的监督，而是必须就监护人与监护监督人的全部活动执行监督，以合适的命令和禁令干预义务的违反 （第1837条第2款）。
国家权力机关对监护的介入、监管仍然限于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撤销监护人资格等不得不为的三种必要情形。对于监护过程中时常发生的其他不太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利益或者监护人疏于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民法总则》未作出任何具有防微杜渐功能的制度安排。
《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对监护人辞职未设任何规定。被挑选出的人依法定程序被任命为监护人，该程序的核心是让被选定的人发誓忠实、认真地执行监护，监护人要通过代替宣誓的握手发誓保证承担义务（第1789条）。
而《法国民法典》也几乎以亲属会议选任监护人替代了传统的法定监护。在德国，家庭法院除在监护人选任、监护执行、监护终止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外，还对监护监督人的工作承担监督职责。
法院或亲属会议选任监护人之所以得到普遍认可，不仅是因为传统的法定监护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且在于它具有两方面的益处：一是可以通过选任强调或强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33]。可以对无合法理由不遵照其指令的人科处《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罚款。在父母双亲均已去世、依法丧失行使亲权的权利或依法暂时被剥夺行使亲权时，发生未成年人监护问题。[50]立法机关工作人员在阐释《民法总则》第31条时认为，它也适用于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均推卸监护职责，拒不担当监护人的情况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怎样选定监护人固然极其重要，但如何促进、督导监护人在监护职责履行过程中尽职尽责亦不容忽视。对于法院监督的地位、方式或范围，法国、德国及日本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
直系尊血亲监护，是指后死父或母未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时，未成年人的直系尊血亲依法享有监护权。父母与子女之间有骨肉之情、天伦之义。
父母通常会在未成年子女的教育、照管上不辞辛苦、尽心竭力。但是，无论对于哪一种法定管理，当法定管理人的利益与未成年人的利益相抵触时，法定管理人应当请求监护法官依职权任命一名管理人。
《法国民法典》旧第402—404条对直系尊血亲享有监护权的顺位进行了具体规定。[37]当规定监护人依法当然产生时，这两个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更易于发生。故而，《法国民法典》[43]与《日本民法典》[44]等均允许监护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辞职。[38]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通观罗马法，监护的发展显现了两种演化趋势。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受到危害的未成年人本人等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采取适当保护措施，人民法院或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依职权采取适当保护措施。
对监护人而言，监护通常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报酬的公共职责。从此，血亲或姻亲对于监护已无法经由亲属会议发挥作用。
[17]参见《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十二铜表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因此，未成年子女由父母监护时，无须设置监护监督人予以日常监督，只要允许法院或儿童保护机关在未成年人最佳利益遭受危害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即可。
